教育

中国空军试飞员开创战机科研试飞新纪元

2019-06-09 10:18:20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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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型飞机成功飞天,国人为之鼓舞,世界为之关注。然而成功首飞的背后,包含着一群“专家型、学者型”空军试飞员的智慧和创意:

“雷达分扇区扫描”“降低余油飞行”“增大侧风飞行”……试飞员和科研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,千方百计加快空警-2000研制进度。5年后,空警-2000完成定型。

如果细心观察早期的歼-10飞机,会发现机体上分布着一些突起,形似“猫耳朵”,是飞机的通风设置。这些“耳朵”虽然小,但对一架高速飞机来说,增加了阻力。雷强回忆说,当时试飞时总达不到设计速度。

雷强断定是“猫耳朵”作怪。要取消它们,就要改变相关系统。在他的建议下,科研人员反复计算,改变“猫耳朵”设计,缩小飞机截面积,终,飞机达到了马赫数。

一架新机试飞,涉及飞行的几十个专业领域,需要有信息学、工程学、电子学等十几门学科知识的支撑,歼-10试飞总师周自全说,这些都是试飞员必须掌握的能力。

“试飞员跟的飞机打交道,光有胆子不够,关键是靠脑子”,空军某试飞部队副部队长兼参谋长李吉宽说。有时飞得多的时候,一天要飞五六种机型,每一种机型座舱环境都不同,这就考验试飞员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。

在李吉宽宿舍发现,各种中外试飞资料、图表,从地上码到窗沿,从桌角码到枕边,很多书上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,“很多战友宿舍都这样!”他笑称,我们要把这些融化进脑子里,真到用的时候,就凭条件反射了。

“为啥这么拼命?都说试飞是玩命,你不学习才真玩命!”雷强说,现代空军武器装备更新这么快,试飞员跟不上趟,上了天,掉的不只是脑袋。徐勇凌认为,新一代试飞员不光要“会飞”,更要把飞机“吃透”,才可能在试飞中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。

从“目不识丁”到“学士硕士”,从“勇气型”到“专家型”试飞员,从3人试飞小组到百人试飞部队,空军级试飞专家张景亭讲解道,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,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的,第三代试飞员是专家型的。特别是第三代试飞员,他们不仅是新型战机的试飞者,也是设计研制的主要参与者,所以新时代的试飞员有个更准确的称呼,叫“飞行的工程师。”

人才转型的深度和广度,决定着部队转型的深度和广度。张景亭说,透过“能力之变”,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空军面向未来、矢志空天的发展理念。近年来,随着国家航空工业和空中力量的日益壮大,空军试飞部队围绕“跨越式”发展,也为人才建设开辟新路——

实施试飞员队伍建设战略:用1年时间完成飞行员向试飞员的转变,用3年时间使试飞员达到简单科目试飞向高难科目试飞的转变,用5年时间培养知识型、学者型、 专家型复合试飞人才。

中航工业试飞中心主任刘选民说:有了这些独当一面的专家型、学习型试飞员,我们推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就有了“底气”,在国际试飞同行面前也就能“硬气”,挑战世界科研试飞难题也就有了“胆气”。

试飞就是“试错”,成败一线

1993年,中国开始歼-7D飞机的发动机选型试飞任务。次飞完之后,试飞员反映发动机有问题,但工厂坚持认为发动机没有问题。

为了进一步验证,第二架次试飞由雷强来完成。

飞机刚刚爬升到万米高空,就听“嘭嘭”两声,发动机停车了。

此时飞机正好在夹金雪山上空。皑皑白雪让大地显得异常壮观,但对于空中停车的雷强来说,却是一场噩梦。

“必须成功启动飞机,要不然即使跳了伞,也会被大雪山困死。”在雷强的试飞生涯中,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紧张的时候。

当时的雷强大脑瞬间一片空白,怎么都想不起点火电门位置。他问塔台:“点火电门在哪?”塔台指挥员告诉他在左边。

但雷强还是想不起具体位置,于是又问:“在前面,在后面?”

几秒钟高度紧张之后,雷强终于恢复了平静。飞机重启成功,两分钟之后安全落地。

但总设计师仍然坚持说发动机没有问题,并以脑袋担保不会再出问题。怎么办?还得再试。但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。

当飞机速度刚刚达到1.5倍音速的时候,发动机又停车了。因为速度太快、气流不畅,飞机像一头发怒了的疯牛,左冲右突、横冲直撞,雷强感到自己就像皮球一样在座舱里被抛来抛去,头盔一会撞到左边、一会撞到右边,似乎要把他撕裂。

必须控制住飞机,把速度降下来再启动。他死死抓着驾驶杆,用力蹬舵,用全身的力气稳住身体、稳住飞机,几秒钟后,飞机终于控制住了。当他再次成功启动驾机落地后,发现头盔已被撞出一丝丝裂纹,身上也被勒出一道道血痕,脸上沾满血迹。

然而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雷强又一次驾机升空。

为了把这型发动机的故障找出来,他前后起飞多次,数次空中停车,直到把故障完全排除。

“如果让我上,我还会再次起飞,因为作为试飞员,找不到问题,找不到隐患,会给部队带来太多不可知的风险。”说起那次经历,雷强至今心有余悸。

翻开国际试飞史发现,我们会发现,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,往往是一条试飞“险途”。某国4架某型战斗机样机,在试飞中全部摔毁。

说起近年来在试飞中牺牲的几名空军试飞员,空军某试飞部队政委朱传军如此感慨,别人没试飞过的课题他们敢飞,别人不敢试飞的难点他们能飞,这份自信和豪情,离不开试飞员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憧憬。

多一分风险,打赢才多一份胜算

现今,空军试飞员已成为航空科研工作者的一部分。在飞机研发中,试飞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,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专业眼光,参与设计、试验、评估,和他们一起分析试验数据曲线,在各种试验中发现系统的瑕疵,找出缺陷和故障的原因,提出改进意见。

一次,李国恩承担某新型导弹发射验证试飞,在空中模拟实验中,他先后发现了构成发射条件的设置不合理、火控系统计算机软件缺陷等问题。

有专家认为,按目前标准,已经达到试飞验证要求。但李国恩综合分析认为,如果按这样的数据标准定型,会加大飞行员操作难度,不仅不利于实战,而且会导致飞机在大过载条件下发射导弹,容易吸入导弹尾烟造成空中停车。

“作为试飞员,要时刻想着部队飞行员的需要。”尽管面对的是科研院所的权威和专家,承受的是科研进度的巨大压力,李国恩还是大胆地坚持提议:改进构成导弹发射的条件设置,修改火控系统软件。

经过改进,这种火控系统更加符合实战要求,赢得了一线部队飞行员的称赞。

2002年,国产某新机试飞前,时任空军某试飞部队部队长梁万俊作为试飞小组成员,在参加完台上试验和闭环试验后,提出驾驶杆的操纵设计,存在不符合飞行员习惯的情况。设计人员和厂方反复论证认为,当前的设计是可行的,而且就现有技术情况来看,很难再有改进。

“空中飞行员操纵是否灵巧顺手,直接影响飞行质量,未来战争,战机稍纵即逝,丝毫的操纵障碍可能会延误战机,甚至给飞行员带来灾难。”一种职业本能告诉梁万俊必须坚持自己的看法。为此,好长一段时间,设计方和厂家怕见他,说他太“倔”。可是,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个小小的改进,对改善该型战机的操纵性能起到重要作用。无独有偶,前几年,梁万俊和战友们还极力主张,促成了歼-10飞机背带系统的改进。看似一个小改动,但对歼-10飞机实战化品质的提升,意义非凡。

“英雄试飞员”李中华认为:这种“倔”,往往避免了重大试飞特情,挽救了价值上亿元的科研样机;这种“倔”,往往避免了设计缺陷,节省研制时间和数以亿计的研制资金;这种“倔”,往往拉近了平时战时距离,避免了未来战场上的被动吃亏。

“我们多一分风险,装备就少一分隐患,打赢就多一份胜算,这是几代空军试飞员们的共同心声!”试飞英雄黄炳新说,试飞虽不是打仗,但其事关战机的定型和交付,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提升。在试飞这个特殊的战场上,我相信,所有空军试飞人从思想到行动早已进入战时状态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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